地方志中明清至民国东莞的乡村文化与社会

　　明清至民国的广东省志、广州府志、东莞县志以及如《广东新语》这样的地方文献资料中，有大量广东省、广州府和东莞县文化和风俗的记载，本文尝试从这些资料中，整理出有关东莞文化与社会的资料，从而对东莞这500 多年以来文化与社会的变迁，提供一个了解的侧面。本文大致按照文献多寡与朝代结合来展开叙述。

明代

　　目前关于东莞的方志，最早的为《天顺东莞旧志》，该志的“风俗”，这些内容为：

　　邑在晋为郡，东晋永嘉之际，中州人士避地岭南，多留兹土，衣冠礼仪之俗，实始于此。唐宋以来人文寖盛，士尚淳厚，农力稼穑，工不求巧，商不致远，素称易治。宋元之末荐罹兵革，世变风移，有非昔比。迨入明朝，声教广被，又赖贤令詹勖、卢秉安相继以德政化民，家有法律，户有《诗》、《书》。自二令去后嚣讼始兴，间尚智力。然而业儒者多，士风尤胜。迩年执政，能敦化本；士崇气节，民兴礼让，淳厚复旧矣。又旧俗“妇女梳妆，与中国不类。”邑令吴中命改之，逾月悉革其旧，可验俗之无难变者焉。

　　上引文提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即东晋至南朝的永嘉之乱导致的“五胡乱华”，大批人口南下，是最早迁入东莞的移民。方志编纂者认为，东莞的文教、礼仪实肇始于此。唐宋以来得到更快的发展。到明朝，在詹勖、卢秉安两贤良县令的治理下，诗书之家增多，以事科名为业者增多。至明朝天顺间，东莞女性的装扮尚与中原地区还不相同，在吴姓县令的整顿下，这一风俗很快被革除。

　　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嘉靖《广东通志》方志基本传抄了天顺方志的一部分内容，只是天顺朝方志“商不致远”的“不”改为了“能”，似乎到明嘉万时期东莞的商业已达繁盛景象了。如嘉靖《广东通志初稿》曰“惟东莞则人物寖盛，寇盗繁多，工不求巧，商能远到。”嘉靖《广东通志》云东莞：

　　士尚淳厚，农力稼穑，工不求巧，商能致远，素称易治，地轶赋夥，长材秀民之战艺有司者倍他邑。田夫野老亦曾读书，樵童牧儿多解识字，民俗素厚，士夫鼎盛，嫁娶重门第，居人不为僧道。

　　方志编纂者认为，嘉靖时东莞的商业、手工业都比其他县发达。已渐有士大夫的风气，婚嫁重门当户对，且民众以从事僧、道业者为低贱。

　　至明万历朝，万历《广东通志》提到东莞的风习为：

　　东莞士喜豪侠矜气节，多以功名著声，开国以来建节者三四，驰名著作亦不乏人士，困毛锥不□灰自弃，辄徙途□□，民喜远商，北蓟南滇，靡不足迹，他邑逊之。其乘舟楫之便，骋其骜桀恣焉，以逞者多出于濒海之乡，在有司严保甲法束之耳。俗重门第，盛嫁娶，民稀舞文，不为僧道，顷来科第视昔有加。

　　上文综合性地提到东莞的士风，这段文献提到东莞商业繁荣的比嘉靖志更详细了，从最北边蓟州到南边云南，都有东莞商人的足迹。当然，也有人借靠沿海船只水行方便，不服官府管束，希望严行保甲法。民间还是重门第等级，嫁娶仪式隆重，士风比前朝更好了。

　　至崇祯朝修《东莞县志》时，风俗部分多了很多具体的内容。如商人“商户贸迁泉宝，坐获富，乐轻施，乐舍甲于四方。”普通民众“俚人则质实，尚信。婚礼槟榔以当委禽。”乡民朴实，重信用，婚礼开始以送槟榔为礼物。下面这段也重要：

　　其次则俗之善者，若婚必亲迎，丧不火葬。良家妇女不出闺门，男耻入赘，女不贸易，间有村妇鬻薪于城、饷耕于野，虽周旋于外，而寂无闲言。

　　这说的是风俗好的一面。婚嫁男方一定亲迎，人离世后不行火葬。女性在家，不外出交游。男的入赘女方会被瞧不起，女的不出门经商。偶有女性入城购买柴草，在外耕作，操持生计，也无闲言碎语。这是传统儒家士人所喜闻乐见的。同一县志还提到：

　　巨家多有祠堂、祭田，报本睦族，工习以地。商游以方，俗尚俭素，室皆土墙，衣不罗绮，席皆莞越，器不雕缕，宾客往来，多以白酒为礼。妇女通问，常以麻茶相馈。

　　大的家族都设有祠堂，置有祭田，以敬宗收族。“工习以地”，方志解释说“如某村人皆缝衣，某村人皆冶铁之类”，指一地民众的手工业，有一地的特长，这样可以错开竞争，共同繁荣。

　　但至明末时，东莞仍有很多士大夫不能接受的风习，如云：

　　乃若溺于流俗，病鲜服药，唯事祭鬼神，听命师巫。停丧、嫁娶择日成服。丧祭七七，间用缁流诵经，为之“过王”。信惑风水，停棺多年，鼓乐送葬，燕饮吊客。冠礼简略，嫁女务以资妆相高，讼惟求胜，至于破产。酒肆群饮，沉湎成风，聚盗启斗，职此之由。游手赌博，遍于阖境，以覆厥家，皆其所蔽也。

　　士人不能接受的是莞人生病时不求医服药，而是央求巫觋，作法请神灵治病。面对众多民间信仰的祠宇，嘉靖间提学副使魏校即整顿过一次，“嘉靖初提学副使魏校始尽毁而痛惩之，乃令渐革。”看来后来民间信仰又恢复了。更难以理解的是，比如亲人离世后停丧、嫁娶都要择日、服内亲戚共同参与。方志编者认为“父母死凶莫大焉，犹俟吉日成服，此何礼焉？”传统中国时期，五礼为“吉、凶、宾、军、嘉”，父母离世为凶，却要停丧择吉日，与礼不合。亲人死后请佛教僧人诵经，迷信风水，多年停棺，等等也为士人不所容。嫁女送嫁攀比成风，延续了嘉靖的风气；遇到官司，为了打赢不惜一切代价。酒风盛行，是诸多社会治安问题的源头。士人还指出，赌博盛行，以致倾家荡产，是极需注意的。

　　至晚明时期，全国商品经济发达，长距离贸易兴盛，各地商帮兴起，使得民众生活日渐奢靡，追求个人享受风气渐盛，东莞也呈现出此种景象：

　　唯是俗渐骄淫，流入于奢。宫室器服，竞相侈靡。富者错绣纨绮，妇女金珠翡翠，僭□无度……豪贵之家间以势力凌诈，棍徒煽诱受献，责贷小民，稍可自度者，终归贫窭。且甚逼而为非，盗贼渐多，良非无故。止暴禁奸，盍先其所甚熏焉。

　　与前文所形成对比的是，此时莞人也一抛节俭朴素之风，穿着往往越份逾制，社会等级也开始打乱，追求享受似乎为人生应该的。此种风气之下，富豪之家，倚强凌弱，安分守己之民也难以自存，守土者责任加大了。

清康熙时期

　　到清朝，康熙《广东通志》传抄了万历《东莞县志》的内容，如云：

　　东莞县士喜豪侠矜气节，多以功名著声，建节树牙畴，昔踵接而慷慨赴义，及驰名著作亦不乏人士，困毛锥不□灰自弃，辄徙途鞬槖，民喜远商，北蓟南滇，靡不足迹，他邑逊之。其乘舟楫之便，骋其骜桀恣焉，以逞者多出于濒海之乡，在有司严保甲法束之耳。俗重门第，盛嫁娶，迩来世家大族凌弱暴寡，淳厚之风斯日邈矣。

　　康熙《广州府志》传抄了天顺《东莞县志》、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和嘉靖《广东通志》的一些内容：

　　东莞本晋郡，永嘉之际中州人士避地领表，多止兹土，衣冠礼仪之俗实由于此，迄宋而人物寖盛，士尚淳厚，农力稼穑，工不求巧，商能致远，素称易治。地轶赋夥，长材秀民之战艺有司者倍他邑。田夫野老亦曾读书，樵童牧儿多解识字，民俗素厚，士夫鼎盛，嫁娶重门第，居人不为僧道。丧葬或用乐，士民无服者多衣青而巾缟表，故昔人咏俗诗曰“箫鼓不知哀乐事，衣冠难辩吉凶人”。

　　从上文来看，基本的风俗从明嘉靖至清初，似无甚大的变化，对于丧礼略有详细的描述，如丧礼用乐、亡者的无服亲戚穿青衣、戴白素巾，导致让人看不出是喜事或丧事，据说“箫鼓不知哀乐事、衣冠难辩吉凶人”为苏东坡语。

　　康熙朝的省志、府志传抄了明代的方志，但康熙朝的《东莞县志》却留下十分详细的东莞县及县以下地方风习，有大量地域特色的记载。县城是这样的：“县城唐宝安邑也，晋置东官郡，北人避地多侨于此，海滨僻陋之气，一大变焉。历宋及明礼乐诗书弦甲南海矣。”县城已有基本的士风。县城附近也是如此，虽多了商业之气，也尚有礼仪，追逐科名者亦甚多：

　　县邑附郭物博地广，东自棠梨西及榕木，居民鳞贯十余里，以所家近市故，商贾百工豪右轻侠，杂厝不纯，然其君子各以文礼相矜尚，自明以来所称科目渊薮不在乎是。

　　县东南、东北部的温塘、鹧鸪坑、章村等地风景秀丽，民风淳厚，物产丰富：

　　循金牛而东出温塘至鹧鸪坑，又东北自章村历下南合、上峒週环五十里，邑之所谓衣冠也。其山妍丽而秀，其水清美而长，其土沃，其俗文，石冈以上习颇刚劲，东南民好稼穑，老洋平、东坑、大蓢之间其□□黄榄绿榄，其辛薑，其菜萝卜，其利山蔗。

　　民众以农为业，产榄、薑、萝卜和蔗类。

　　茶园为县城之外的经济、商贸中心：

　　茶园邑之会也，寨城比邑加广，其地古多香木，其人至今业之。自石涌、牛眠石、马蹄冈富室所营，动植千树，又其俗少农而多贾，度岭涉湖、浮江走吴楚间，往往以糖香牟大利。论者谓“鼓镇之口，峡山守之”，故峡水所聚，居人巨万不绝。

　　茶园的中心比县城还大，茶园历来产莞香，香树达上千棵。该地有经商传统，茶园商人贸易至湖广、江浙，经营莞香、蔗糖赚钱很多。有关茶园的位置、风水利于财货的说法也颇多。

　　黄家山、铁冈谓往东江要道，也设有驿站，“由黄家山溯铁冈，邮传所经，所谓东江之津要也，其土枕江下流，夏秋潦水汨灭，故其人候冬始种麦，二三月时春风所扇，麦浪千顷，比于云稻矣。”这几个地方适合种冬小麦，可与稻子媲美。县六都、七都地方没有突出的经济作物，人稍贫，如记载：“邑至六、七都无产，土瘠人窭，岁一种稻即止，田事之隙，搏鹿射虎，捕逐鹧鸪、狐狸，与□徭杂居，言语侏□，衣服鄙陋。”一年只种一造水稻，农闲之余民户捕捉野生动物，该处与瑶族等民族杂居，语言大不相同，着装简单。

　　石龙为县城、茶园之外的又一都会，其突出之处为因商贸繁荣导致的人口流动，石龙本身农业物产也丰富：

　　石龙又邑之一会也，商贾辏集，当郡与惠、潮之冲，其民侨寓多而土著寡。东江自北岸而下，合增江、扶胥江达虎门，其南流亦纳东莞之水来汇，夹江上下得潮汐嘉秀之气，夙萃衣冠，其地千树荔，千亩潮蔗。橘、柚、蕉、柑如之，其民耕植之外，惟操舟楫。

　　石龙处于广州府与惠州府、潮州府三地间的通道要冲，为商贸中心。东江接纳增江、扶胥江水后流经石龙，东江另一支流也与东莞内的水系会合于石龙，形成多股汇聚之势。石龙民户除从事农业之外，都用船运送货物，从事商贸。

　　麻涌往南为大海，南沙、武山海、南栅、宁洲的民众生活在岛上，“麻涌迆南地逼溟澥，虎头门外，波浪拍天，南沙、武山、海南、栅宁洲之民孤立一岛，南沙有田可佃，有山可采，余皆鬻海或籍寨伍。”除南沙民户可佃种农田、可山上樵采之外，其余地方的民众或靠海为生，或久以垛集为军户了。

　　靖康皆为海水，自古以来为盐场，“靖康古盐场也，其土广漠，其水斥卤，其民皆灶户，十口之家，十人熬盐，百口之家，百人熬盐，飞蛾卧象，美景出焉，其海多蜃气。”民众都是灶户，世代煮盐为业。双冈经沙头往西为新安县界：

　　自双冈历沙头出咸，西接新安，迤逦数十里，皆海岸，其鱼盐蠃蛤，其产卤草，其人捕鱼之外，日相采莞以为生。

　　该地海产品丰富，另外还产卤草，这种草称为“莞草”。方志编纂者认为东莞县之得名，有人说即因为这种卤草，“莞，卤草，或云东莞名县以此”。民众捕鱼之外，皆以采集卤草为生业。由南往西、北，从篁村、赤岭，直到北栅，刚好环县一周：

　　由邑南行自篁村至赤岭，又週环以至北栅，衣冠之气，此再聚焉。然河田一带前面大洋，后倚峻岭，土斥而刚，其俗因之与东方少异矣。民皆鱼盐，亦勤稼穑，甘薯、山蔗动连千顷。

　　河田前面海，后靠山，土不肥沃，该地与莞东有相似之处。民众除捕鱼、熬盐外，种植业亦丰，番薯、甘蔗连片。

　　至此，康熙方志大致按东南西北的顺序讲完了东莞的社会、经济、风俗等，下面，则开始总结性地、或有重点地分类提及东莞某些引人注目的特性，先是手工业：

　　《魏风》勤啬缝裳之手，妇人与焉。东莞北隅工纺理织，黄山诸布鬻给两郡，西南捆莞为席，辫麦茎为帽，穿绒为伞，其他拈针挫繲，所乡皆然。山谷之间，有助耕者。

　　东莞女性手巧，北边的善纺织布类，黄山盛产之布，一度卖给广州、惠州等地。西南的手工业也发达，她们编织莞草为席、麦茎为帽，还善以绒布制伞，其它则各有各自的手工艺活，只有少数田间地区，发展农业。民国编志时，基本抄录了这段，后面加了“十指不皆力耕”这几个字，也说明至民国东莞的手工业仍十分发达。

　　至于东莞的方言，康熙志留下了重要的记载：

　　三十里外，土音不同，大约近城之声轻清，远城之声重浊，尤其异者如涌口之民间为东语（闽泉乡语），七都所操亦杂鹤音（□獠曰鹅），所谓方言也。

　　东莞的语言，各地不同，就广府话而言，离城近的地方音轻而清晰，距城远的地方音重而浑浊。分别最大的是涌口人说的一种叫东语的话，与福建泉州话类似，应属闽语系统，七都所使用的方言中则又夹杂着当地少数民族“獠人”说的“鹤”音。

　　关于祭品，东莞人“凡祠祭、墓祭尊尚燔豕，无者以为非礼。”祠堂、坟墓祭拜祖先都用烧猪，缺了烧猪者会被人指责为礼数不够。关于婚丧嫁娶，方志是这样记载的：

　　丧重三虞五虞，鼓乐，大陈设受吊奠。送葬鼓乐亦如之。凡聘用槟榔茶片当委禽，昏是夕庙见乃合卺。次日见翁姑，谴女用荆布。

　　人死后，三七、五七的悼念最重要，配以鼓乐，摆盛大场面，接受亲戚朋友吊念亡灵，也有人请佛家僧人诵经者，“间有用缁流诵经者”；送葬时也配以鼓乐。人结婚男方用槟榔、茶片作为聘礼之一部分给女方。结婚当晚两人在男方的祠堂相见行礼后，再行交杯礼，但麻涌则无这种风俗。第二天再见家公、小姑等人，荆布为送嫁品之一。这是东莞普通、一般的婚礼，至康熙朝，“今乃粧奁相高，甚至破产。”陪嫁嫁妆互相攀比，有甚至为此而破产者。

　　关于平时的人情交际之礼节，东莞是这样的：

　　凡宾至看茶，毕进槟榔，燕用十簋。冠重粉丸，婚重糖梅（致辞于宾曰梅酌），产子重薑（薑酌），寿日重桃（桃酌）。男子馈问以酒肉，妇人馈问以槟榔、扶留、研茶。

　　宾客至则用茶招待，饮完茶则吃槟榔，招待吃饭则一般用十个容器装食物的规模，至康熙朝时“今用十二簋至二十簋”，装食物用十多二十个容器，规模更大、更隆重了。男子冠礼用粉丸招待，对宾客致辞曰丸酌。婚礼则用糖梅欢迎客人，对客人致辞则称梅酌，同样，生小孩曰薑酌，做寿曰桃酌。招待男性客人多用酒肉，女性客人多以槟榔、扶留及用芝麻、茱萸和茶片研制之茶（名研茶）。

　　东莞关于生日祝寿的规矩，一般是这样的，“凡弧帨日以五十岁为始，俗重一，每逢某□有一介寿称觞，征文序及诗纳贺。”夫妇做寿一般以五十岁开始，最重视逢一的年份，如五十一、六十一，年岁五十以后逢一祝寿时，寿星积极向亲朋好友征求祝寿的诗文，祝寿往往即是雅集的形式之一。至康熙朝时，仪式有变，声势更大了：“今则结彩于庭，大张锦屏、锦帐，梨园歌舞。”张灯结彩，亲朋会送寿星特大的锦屏、锦帐，并往往请戏班唱戏。

　　以上康熙《东莞县志》的内容十分详细，先分后总介绍、概括东莞的风习、文化，对于时移世易，社会、风俗的变迁，志书编纂者也发出感慨：

　　东莞之俗夙称谨厚俭素，旧志载其士务敦慤，农耑稼穑，工绝淫巧，衣无纨绮，席皆莞越，器不雕饰。噩噩乎，盖有太古之遗焉。乃迄今而皆非其旧矣，所恃礼乐诗书流风尚在耳，语曰风以化成俗，由改革移其末而归之本，能无望于师帅哉。

　　记载在纸上的风习，很多都在变，“乃迄今而皆非其旧矣”，士人所聊以自慰的是，时事随时在变，东莞的士风、体现士大夫文化价值的追求之风气仍保留着；但东莞最终的化风成俗、弃末归本，仍然需要父母官的努力与付出。

清雍正至民国时期

　　清康熙之后，雍正朝修的《广东通志》有全省风俗的详细记录，在“省总”部分，记载了几项很重要的具有时代性的风俗内容，转录部分如下：

　　丧礼昔有用乐，如苏轼“钟鼓不分哀乐事”所讥者，诸郡或相沿未变。近来士夫悉遵邱濬仪节矣，俗祭用七至四十九日而止，亲戚诔奠，主人报礼，元志所谓“丧葬必盛餚馔以待送客”是也。俗尚佛事，有识者亦为之曰习俗，固然青鸟家言惑俗已久，有停棺十年不葬者，近奉严禁，俗亦稍变。祭礼，旧四代神主设于正寝，今多立祠堂，置祭田，春秋二分及冬至庙祭，一遵朱子家礼，下邑僻壤数家村落亦有祖厅，祀事岁时荐新，惟清明则设墓祭，有行之重九、冬至者，诸郡不同。

　　这段虽是讲全省的，很多也是东莞的。明清时期广府人丧礼用鼓乐的做法，至雍正朝还未有大的改变。雍正时期编志者认为，广东士人之家开始采用明代邱濬倡导的做法，祭拜亡人七“七”即结束，亲朋来吊念亡者时，主人以礼相待。佛家礼仪已经参与到很多事务中，有人认为是习俗，即古已有之之意。但风水学说还有深厚的影响，有人亡后停棺十年仍不下葬，近来官府严禁，情况开始有些改变。祭拜祖先，以前无品官之家，不能设庙，即“庶人祭于寝”。至雍正朝，普通人家也纷纷立祠堂，置买祭田，春分、秋分及冬至在祠堂祭祖，朱子家礼得到了很好的遵从。穷乡僻壤之地也设有祖厅，年初时祭拜刚死去不久的先人；清明时则到坟墓祭拜，也有的地方重阳、冬至举行墓祭，全省各不相同。

　　雍正朝《东莞县志》传抄了康熙《东莞县志》风俗部分的内容，也偶有增加新的内容，与康熙志重复部分，我们不再讨论，我们重点分析新增部分。在雍正志的风俗部分里，有一段精彩的写采蠔的段落，如下：

　　合兰海有蠔田，岁凡两种蠔，其法烧石令红投海中，蠔辄生石上，千万相累，蔓延数十丈，潮退往取，渔姑蛋妇咸出，谓之打蠔。以木制如上字形，横尺许，其直数尺，上挂竹筐，女郎以一足踏横木，一足踏泥，手扶直木，稍推即动，其势甚轻捷，殆古泥行乘橇之遗意。既至，凿蠔得肉置诸筐，遇潮长相率踏歌而还，有咏之者曰“一岁蠔田两种蠔，蠔田片片在波涛，蠔生每每因阳火，相累成山十丈高。”又曰“冬月真珠蠔更多，渔姑争唱打鱼歌，纷纷龙穴洲边去，半湿云鬟在白波。”

　　上文讲了种蠔的方法，女性渔民、蛋家女采蠔的情景，采蠔的工具与操作，还有诗文描写采蠔的景象，非常生动。

　　关于东莞的赌博问题，以前主要为明崇祯《东莞县志》的记载，至雍正时仍有，州县官也加大了惩戒力度：

　　往时莞人多好博，虽屡捕置法，而幽且远者不能止。自功令新定，负者得自首免罪，官为追博进置不首者于法。邑大夫周侯奉行惟谨，有相言或捕得之者，审实必坐罪，不为少贷。由是樗蒲、格五之戏屏绝殆尽。

　　规定自首者免罪，不自首官府捕获者置重罪，在周姓县令禁赌的高压政策下，一度流行的赌博玩法“樗蒲”“格五”消失了。至民国时期，东莞赌风并未禁绝，编志者揭示了赌博盛行、赌盗并发等更深层次的原因，民国志的按语如下：

　　今按此诸弊俗二百余年来虽稍杀，然不能尽革也，而好博尤甚……近年以来大吏颇知赌之为害，其番拟白鸽票、花会等赌皆申禁令，然文武衙门赌规甚重，且开赌者非劣弁则胥吏，乡间则劣绅、婪老包庇，故屡禁屡开，未能绝也……赌为盗源，粤之多盗，皆由赌盛，知治体者能去其根株……粤之赌盛于道咸间，而盗风之炽亦在是时。

　　这段文字讲的基本是全广东的情况，番禺禁止了白鸽票、花会等常见赌博玩法，赌风之盛，从官府衙门胥吏的参与可以得知，民国广东赌风虽有收敛，上例这些原因，使得要革尽赌风，甚非易事，这段文字也从侧面反映了东莞的情况。

　　明代县志多次提到东莞女性严守闺门、不出交游的优点，到雍正时方志提到了实际的情况：

　　莞妇女不出游，向惟士夫家，然女奴婢妾群行街市，而尼僧尤甚，其以诱略贩买，闻及为桑中之期者，往往而是。周侯严为约法，虽童奴不得佚出游走，违辄罪其主者，于是男女之防益竣，奸无所逞，此以后知移风易俗端在谨持政令也。

　　这是一条很重要、也有意思的材料。实际上，平常所说的女性守闺门是对于士大夫家而言，东莞的下层女性如女性奴婢、为人妾者却往往成群结队外出，尼姑也是。这些下层女性被引诱、拐骗和贩买者常有所闻，特别是桑叶上市之时。周县令加大了禁令执行力度，奴婢出外，将罪及主人，连带到主人，遏制了女性随意外出、受骗的机会，所以不法分子无机可乘。

　　关于东莞宗族组织、礼仪、宗族运作制度方面，相比前几修县志，雍正志更详细：

　　邑中大姓皆有祠，溯而上之，其分传之祖远自唐宋，谱牒灿然，然塚墓具在。祠有尝田以供祭祀，岁二祭或四祭，品尚燔豕。有田以给子孙为诸生者曰赡学，试于府省有卷资，公车有路费，皆出于尝田，岁饥则散其谷以振贫乏。子孙犯规及为公役者不得入祠，仁厚之风，最为近古。至其族大尝厚或因而健讼，则又立法之弊所无如何也。

　　民国《东莞县志》也抄录了这一部分。东莞地方大族都建有宗祠，其远祖可追至唐宋时期，各族都编有族谱。宗族设有祭田，一年二次或四次祭拜，烧猪为必备品。为资助子孙猎取科名，宗族也置有田产，资助岁科生员的为赡学田，资助府学、乡试者为卷资田，会试也资助路费，歉收年份族中贫穷者也施以租谷。为规范族人的品行，严格道德标准，犯法者、官府胥吏的族人死后不得入祠。另一方面，大族公产丰厚，又为族人热衷词讼提供了条件。

　　嘉庆《东莞县志》主要传抄了康熙志和雍正志的风俗部分，也有部分新增。民国《东莞县志》记载了许多民国时期的风俗，并把富于变化的部分记载了下来，因而民国志比较重要，下面我们把嘉庆志与民国志作一对比。

　　对于清雍正以来东莞建宗祠、祭祖先的情况，至民国时，有变化，记载也更详细：

　　近邑中祠祭主鬯者或宗子或爵长，祭毕颁胙，族属皆□，虽稍与昔曰不同，然李文宗公云庶人无田不祭宗子而庶人则荐而不祭也。士三鼎，大夫五鼎，以士祭不如以大夫祭，虽礼有庶子为大夫以特牲祭于宗子之家之语，然不如使大夫主祭之为安也，据此，则爵长主鬯亦变通合礼者。

　　民国《东莞县志》编成于民国十年，民国时期主持祠祭的或宗子，或爵长，从上文看，以前似以宗子主祭而爵长。民国时以爵长而非宗子，似与礼不合。然先秦文献记载，士三鼎，大夫五鼎，大夫祭即以爵长祭，亦可为安，以爵长祭这样变通也被认为是符合礼的。

　　关于婚礼的记载，民国也有变动的内容，嘉庆志的婚礼部分更详细了：

　　冠在昏之朝曰上头，聘用槟榔茶果之属曰过礼，请期曰报日，不亲迎，昏夕即庙见曰拜堂，合卺曰交杯，次日见于翁姑，新妇捧盘水进巾以荷囊币帛分献亲属。

　　婚礼过程中的上头、过礼、报日、拜堂、交杯等程序都比以前方志解释得更清楚了，重要的是，婚礼规则操作过程中，第一次出现“不亲迎”，但不知是否嘉庆时风俗开始变的？还是什么时候开始不亲迎？最早记载婚必亲迎的为张二果、曾起莘修的崇祯志，曰“若婚必亲迎”。民国志有一段话，是这样的：“张志谓婚必亲迎，今惟用接嫁妈领，鼓乐花轿往迎，或以二鹅馈妇家，取委禽之义，与南番诸县亦同，其不亲迎，不知何时也。”民国时期，用专职的“接嫁妈”接亲，敲锣打鼓，抬着花轿，带着二只鹅去，上文讲到明代以来往往用槟榔代替“委禽”。南海、番禺也与东莞相同。县志编纂者也生疑问，婚礼仪式的不亲迎不知何时开始的？

　　普通民众很重视的丧葬仪式，嘉庆时代有更具体的记载：

　　丧礼繁而侈费，动至千金，七日必奠，大作佛事，四十九日而卒，哭吊者率于三七、五七鼓吹盛馔以宴客，士大夫亦习而安之。又其盛者，以卜地故停棺至数世，甚矣，青鸟家之惑人也。

　　动辄耗费千两银子，死亡后七天开始向死者致祭的仪式，以佛家仪式开展行丧礼，四十九天结束，亡者家属于三七、五七以奏鼓乐，宴请来客，士人于此也习以为常了。另外，嘉庆时期，东莞仍有停棺多年的风习。至民国时，停棺之风已有改变，民国《东莞县志》曰：“按：莞俗亦然，近日停棺不葬者渐少，弊俗稍变矣。”

　　粤人“好巫信鬼”是一个近似标签一样的概括，但我们并不很具体地知道这些地方信仰的操作、细节，嘉庆志提供了一段：

　　粤俗信鬼而莞为甚，有病则燎火使妪持衣招于门，延巫逐鬼、咒水书符作诸无益。每夜角声鸣鸣然达晓，谚曰十月禾黄鬼，上村鬼犹求食其气以取之也。其降生神者，迷仙童者，问觋者，妇女奔走若狂，所在皆然。

　　“粤俗信鬼莞为盛”或许是略带夸张的说法，上文提到，请巫、咒水、画符、降神、请乩童、问觋等为东莞驱鬼、治病等仪式、信仰会用到的办法，很丰富。至民国时期，这种情况，似仍如此：

　　莞俗燎火持衣曰喊问，年延巫逐鬼曰跳大鬼，寻常有病以酒食置竹箕上，昏夜当门而祭曰捧篩箕。或作纸船纸人或茅人燔之，以代病者曰代人。或疑病者讬胎于他家，昏夜束席打于街巷曰打胎。其迷信之深，牢不可破，至今犹然。

　　喊问、跳大鬼、捧筛箕、代人、打胎为民国东莞民间信仰、仪式的种类，不同的种类解决不同的疑难问题。民国东莞与“好巫信鬼”之类信仰类似的风习，还有：

　　二家之里必有淫祠、菴观，每有所事，辄求珓祈签以卜，休咎信之。惟谨遇一顽石即立社，或老榕龙荔之下辄指为土地，无所谓神像，向石祭赛乞呵护者日不绝。至书所爱养子女名祝于神子之谓之契男契女，亦可粲也。

　　士大夫眼里视之谓淫祠的场所很多，遇有事则摔珓求签，向神灵问计，请神明护佑；往往把某一处石头、某一棵大树认为社公、土地神，不一定要有神像才认定为神明，纷纷向石、树祭拜，求保佑。另外东莞人还惯于把所生子女寄于神灵之下，作为神灵所生，以求保佑，即“契男契女”。这些都是南方很重要的神明信仰与崇拜。编志者注明“番禺志。按莞俗亦然。”即上文录自《番禺县志》，东莞也有此俗。

　　对于莞人祝寿，嘉庆志提到：“称寿不重十而重一。魏叔子谓此大易贞元之义。莞俗介觞自五一始，豪家则梨屏锦帳，光映庭阶，以彩线贯钱赠客曰寿钱。”前面几句录自《广东新语》，这基本与“康熙志”一致，只不过增加了用彩线串钱馈赠亲朋的内容。至民国，这个仪式又略变了，“近日亦有重十者，其赠客寿钱外，兼用镀金银质寿桃。”也有人逢整数十年祝寿的，民国除送寿钱外，还送外镀金银色的寿桃。

　　历代东莞志的风俗部分，谈到东莞社会经济的段落不多，但嘉庆志则有这一段，也比较有价值：

　　民务耕作，精种植，濒海则藉鱼盐，无巨商大贾适四方。其佃田而耕者曰佃丁，亦曰田客。迩来近海诸乡新立小村及山乡阻远者附近田土为佃所据，租入不及额之半，至以贱值弃其田，颇为近日之害。

　　民国转抄了嘉庆上面这段文字后，加了句按语，曰“彭志。按明代富商大贾邑峡内最盛，逮国初渐微。周志所言系明代事，彭志则谓雍乾间也。”普通民人投身农耕，沿海则靠熬盐、捕鱼，也无巨商大贾。佃种他人田地者为佃丁，或田客。雍正、乾隆年间，东莞沿海新开小村及偏远山区的土地，大部分为佃户占据，佃户所交之租不到议定的一半，田主有贱卖、放弃田土的，成为当时的社会问题。这我们可以知道，这是明末至清康熙、乾隆全国佃农反抗地主的“奴变”“佃变”在东莞的一个缩影，彭志即嘉庆志。

　　关于东莞女性遵守男女之别，严守闺门，前几修方志都曾有提到，嘉庆志给出了更多她们遵守闺范、守贞节的叙述：

　　妇女多读书识字，勤纺绩，故不出门，叔嫂居恒不接见。夫故再醮则人皆贱之。未嫁闻讣奔丧称贞女，所在而有，厉奇节者往往至于过中，然天性所激，要不失为贤哲之过也。

　　丈夫死后妇人再嫁，会被人家瞧不起。未过门迎娶，男子死亡，女子奔丧，当地人称之为“贞女”。编志者认为，这种行为所体现出来的“贞”，已经略微过头了，她们这样的忠贞，一说明粤地女性的本质，另一则说明这是长期士大夫鼓吹、宣扬这种价值的结果。

　　上面，我们将清嘉庆《东莞县志》与民国《东莞县志》两方志共有的记载作了一个对比，以便看出从清代到民国东莞风俗的变化。另外，民国志中还有些无法与嘉庆志对比的内容，或者说仅民国志才有的内容，现我们把它们列出来，作一讨论。

　　东莞地区女性地位的提高、或对女性的尊重，体现在其死后赠与的称号上，民国志曰：“俗不论士庶之家，妇人墓碑皆书孺人。”传统中国社会女性根据其丈夫、儿子的官品、职衔等给予封号，《礼记• 曲礼》云“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这是先秦的礼制。后来形成了一般的惯例，女性对应丈夫、儿子官阶的“七阶”：一品、二品曰夫人，三品曰淑人，四品曰恭人，五品曰宜人，六品曰安人，七品曰孺人。东莞妇人称孺人，即使按照这“七阶”，名义上为女性最低的一阶，丈夫、儿子亦为七品官，士庶女性死后碑上皆刻孺人，说明了普通民众地位的士大夫化。

　　关于祭祀祖先的，民国志有一段：“俗最重祭清明、重九行墓祭礼，二分及冬至则庙祭，即僻境荒村亦有祖厅昭祀，岁时荐新。”东莞先祖祭祀清明、重阳到坟墓祭拜，这为一年最重，春、秋分、冬至到祠堂祭，也有在祖厅行祭礼，祖厅则所在都有，旧岁末、新岁初时祭新逝的先祖。在这段话的下面，编志者加了个按语：

　　《番禺志》。按莞俗亦然，又《番禺志》清明有事先茔曰拜清，先期一日曰划清，新茔必以清明日祭曰应清。莞俗新茔初年先期一日曰偷清，次年则应清而祭曰骑清，余则于清明日或清明后，与番禺诸县稍异。

　　则前面那段为引自番禺县志的内容，大体上东莞也一样。关于清明祭祖，番禺与东莞稍有差异，番禺清明日当天祭祖叫拜清，清明日前一天叫划清，新逝一定于清明日祭，曰应清。东莞新逝新年前一日祭叫偷清，第二年清明日祭应清则叫骑清，以后则或清明日或清明后祭，与番禺略有不同。关于祭祖，民国志还引了一段话，这段话转自香山县志：“祭礼，春秋祭于祠，其仪盛；冬至亦祭，其仪简，自高曾以下生辰、忌辰虽贫无弗祭者。”小字曰：“香山志，莞俗亦然”。香山民众祭祖，春分、秋分到祠堂祭祖，仪式隆重；冬至祭拜仪式简单，所有家庭自高祖、曾祖以下祖先生辰、忌日都得祭拜，这两点香山、东莞相同。

　　莞人的闲暇娱乐，歌是重要的方式，如记载：“东莞岁朝贸易妪所唱歌头曲尾者曰汤水歌，儿童所唱以嬉则曰山歌，亦曰歌仔，多似诗余音调，词虽细碎，亦多妍丽之句。”有汤水歌、山歌，肯定用粤语唱。粤人的闲暇、节庆之时，往往以歌助兴，民国志给了一段重要的材料，这是其它方志所没有的：

　　粤俗好歌，凡有吉庆必唱歌，为乐词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衬贴之故。尝有歌试以第高下，高者受上赏，号为歌伯。妇女岁时聚会则使瞽师唱之，如元人弹词曰某记、某记者，皆小说也。其事或有或无，大抵皆孝义贞节之事为多。

　　这段材料也录自《广东新语》。粤歌乐词不必雅，平仄不必叶，广东的俚言土音可以帮助补全这些，这即是很乡土化的。有举行唱歌比赛“歌试”，胜出者为“歌伯”，妇女聚会则请盲人乐师唱，所唱歌像元朝的弹词某记、某记，皆似小说的形式，其所唱的故事或真实或虚构，其宣扬的主题多以忠孝节义之类。粤人之歌即有娱乐助兴，也有暗含教化的目的。这段文字下面，编者加了几行字：“南海志。按莞俗亦然，近日歌试不复举行，然故老犹能道之，妇女闺中无事亦读歌，有通行本，如花笺、二荷之类。”意指上文转自《南海县志》，东莞也有这样的风俗，民国志编于民国十年，即民国志也反映该时期的东莞，至民国十年东莞已没有比歌的风习了，但女性闺蜜休闲集会时，仍会吟唱，常常唱的篇章有《花笺》《二荷》等。

　　从明天顺的《重刻卢中丞东莞旧志》到民国《东莞县志》，以及几部广东省志、广州府志，方志系列中东莞文化和社会的记载大致见上文分析。应该指出，除了康熙《东莞县志》及以该方志为蓝本的几本方志详细分地区、乡都介绍了东莞的文化和社会外，其它文献很多关于文化和社会的内容往往不仅仅是东莞的，同时还是南海、番禺、香山等地区的。南、番、顺与东莞之间的分别往往很细微，它们之间文化和社会的边界甚至很难划分开来，这是值得所有想了解“地方文化”但又深受行政边界影响的人注意的。另外，本文只是一个对明代以来东莞文化、社会很初步的整理，更精细的研究还待来日完成。

　　文：杨品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