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对中国荔枝的关注与引种(1570-1921)
引
荔枝(Litchi chinensis Sonn)原产于我国南方地区,栽培历史已超过两千年,素有“百果之王”“果之牡丹”的美誉。在中国,荔枝是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果品之一,得到了无数文人墨客的关注,成为了赋写、歌咏的对象。1513 年,葡萄牙人来到澳门,开启了西方国家收集、探索和研究中国植物的序幕。荔枝作为原产中国且享有盛誉的果品,很快进入了来华西方人的视野。葡萄牙人克路士(G. Cruz)1570 年出版的《中国志》,最早向西方世界介绍了这一中国佳果。自此,到访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探险家和科学家们持续地关注、介绍乃至引种荔枝。
19 世纪中叶前欧洲人对中国荔枝的认知与记录
18 世纪中叶前:初识荔枝与详细介绍
最早关注与记录荔枝的西方人士是来华的传教士。葡萄牙传教士克路士1556 年从柬埔寨国来到广州,后在华南沿海地区停留了数月。他于1570 年在葡萄牙出版的《中国志》是欧洲出版的第一部专述中国的著作,其中,克路士使用较大篇幅介绍了荔枝。“有一种许多果园都产的水果,结在树叶粗大的大树上 ;这种水果大如圆李,稍大些,去皮后就是特殊的和稀罕的水果。没有人能吃个够,因为它使人老想再吃,不管人们吃得不能再多了,它仍然不造成伤害。这种水果有另一种小些的,但越大越佳。它叫做荔枝。”克路士的介绍大体无误,但显然荔枝多食无害是不准确的,而他这一说法后来被不少欧洲著作沿引。1585 年,西班牙人门多萨(J. G. Mendoza)奉教皇之命,对前人的使华报告、文件、信札、著述加以整理,在罗马出版了畅销书《大中华帝国史》。该书是西方汉学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满足了当时欧洲人了解中国的迫切欲望,在短短的十余年中,已经用主要欧洲语言出版了30 种版本。俄国著名汉学家布莱资奈德(E. Bretschneider)、高鲁甫、罗桂环等一度误将门多萨认作是最早在著作中提及荔枝的西方人,但该书有关荔枝的内容与《中国志》相近,且门多萨未曾到过中国,此段记载应是参考了克路士的著作。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 Ricci)于16 世纪晚期在澳门、广州、肇庆等地传教。1615 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对荔枝也做了简单的介绍。“中国人有很多欧洲人从未见过的水果,它们全部生长在广东省和中国的南部。当地人把这些水果称作荔枝和龙眼,味道大都十分鲜美。”长期在广东传教并逝世于广州的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A. Semedo)1643 年出版了意大利语著作《大中国志》,其中着重介绍了荔枝果实的外观。“当地有些水果特别优良,如广东的荔枝。荔枝的外皮是橘色的,成熟后很漂亮地挂在树上。它像栗子的心形,去掉紧连的皮,果实如珍珠的颜色,好看更好吃。”
后来的西方传教士,对荔枝的介绍更为全面,荔枝的药用价值、荔枝干、荔枝酒等均呈现在了他们的笔下。丹荔累累的荔枝树是一道美丽的景观,卜弥格(M. P. Boym)、达佩尔(O. Dapper)等将其绘制成图,让西方人更为直观地认知了荔枝。1643 年进入中国传教的意大利人卫匡国(M. Martini)是最早详细记录荔枝的西方人之一。他于1655 年在海牙刊印的《中国新图》中细致地描述了福建荔枝的树木、叶片、果实的外观及果肉的风味,并热情地称赞荔枝为“水果之王”,他提到:荔枝的种子越小,品质越优良;荔枝可以做成干制品,福建的荔枝干销往中国各地,很受欢迎;荔枝可以酿酒,但这种酒不多见。1647 年来到中国的波兰传教士卜弥格,与南明政权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于1656 年在维也纳出版的《中国植物志》是西方世界第一本关于中国的植物志。该书介绍了21 种中国或亚洲的植物,并为大部分植物绘制了彩图,其中就包括荔枝,该图是迄今所见由西方人绘制时间最早的荔枝树画像之一。与前文提及的传教士相比,擅长生物学与药物学且活动范围涉及两广与海南的卜弥格,显然对荔枝的了解是多层面和较为深入的。《中国植物志》提到了不少新内容:荔枝只产于中国,而且只生长在中国南方的一些省中;果核可以作药用,将其碾成粉末,泡在水里喝下去,能治各种疾病;如果将果核小些的荔枝的枝桠嫁接到果核大些的树上,那么这种树上结出的果肉就比较多,味道也很甜;将新鲜的荔枝泡在盐水里,可以保存很多天;荔枝被认为是一种热性的水果,龙眼则比较适中。1670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出版了达佩尔的著作《第二、三次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出访大清帝国记闻》。该书是他两次出使中国的记录(一说他毕生未曾离开过荷兰),其中提及:在四川的重庆府(重庆涪陵自古是重要的荔枝产区),荔枝随处可见,产量很大,在福建的西南部,特别是在兴化府,产量更加大;产果时节的荔枝树,好似用紫色的“心”做了装饰,令人赞叹。达佩尔总结说:“新鲜的果实几乎融化在嘴里就像糖一样,对人不会有任何伤害。荔枝可以称为水果皇后。”1687 年以“国王数学家”身份进入中国的法国传教士李明(L. Lecomte)是最早完整、正确地向西方介绍荔枝的欧洲人之一。他1696 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近事报道》对荔枝的介绍内容丰富,而且准确,并对荔枝的外形、果肉、储藏、食用方法进行了介绍。李明认为,中国水果之中,味道最美的当属荔枝,并提及,中国人会将荔枝干放在茶水中,使其略带酸甜味。此外,李明还纠正了多食荔枝无害的说法 :“(荔枝)如鸡蛋般如食用过多,会感觉身体不适。荔枝性热,会使人浑身长疖子。” 1714 年6 月,曾到过广东且当时身在福建的意大利传教士利国安(P. J. Laureati)在信件中也提及中国人常年存储荔枝干来泡茶喝。
百年禁教时期:初步研究与尝试引种
清康熙年间后期,中国礼仪之争使清廷改变了之前对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宽容态度,转而实施比较严厉的禁教政策,直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禁教令解除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才得以复兴。百年禁教时期,在华的西方传教士数量大为减少,这也间接导致了这一时期荔枝有关的外文记载相对较少。终身未曾踏足中国的法国传教士杜赫德(J. B. Du Halde)1735 年在海牙出版了《中华帝国全志》。该书是当时欧洲最流行也最为权威的中国读物,其中提到,荔枝在广东种植很多,几乎没有任何水果可以与荔枝,特别是那些小核荔枝品种相提并论。杜赫德著作的资料主要取自于在华的法国传教士,其中殷弘绪(F. X. D’ Entrecolles)便是重要的一位。殷弘绪1698 年抵达厦门,在中国居住四十余年,并曾在宫廷供职。身在北京的他,在1736 年10 月8 日写给杜赫德的信中,大篇幅地介绍了荔枝,此部分内容无疑是当时西方人对荔枝最为全面且深入的记录之一。在殷弘绪看来,有机会品尝荔枝的欧洲航海家们“个个都只会赞不绝口地讲到它”,但却未将其带回欧洲,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殷弘绪谈到了荔枝的一些用途,如:在北京,人们酷爱荔枝干,并将其作为馈赠之佳品;中国人将荔枝核略加烘烤,便会变得易碎,研磨成成粉后用普通水冲汤空腹服下,就是一种医治肾结石和肾绞痛之类无法忍受之疼痛的有效药剂。他记录了白居易《荔枝图序》所提及的“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而蔡襄《荔枝谱》中所记载的“熟未更采摘,虫鸟皆不敢近”,在他看来就是作者“臆想出的一种神秘”。荔枝是皇家贡品,殷弘绪就此写下了珍贵的一手资料。“在北京本地,人们用装满烧酒并混合有蜂蜜和其他配料的锡罐而为皇帝运来的荔枝,确实保持了一种新鲜外表,但它们却丧失了许多味道。皇帝将此作为礼物赐给某些王公大臣们。他(雍正皇帝)甚至还善意地于1733 年给我们送来了一些。……为了使皇帝能品尝到这种成熟的果实,人们常常在箱子中运输这些果树枝,非常巧妙地采取措施,以至于当它们到达北京时,果实已几近于成熟。”在清中早期,福建的蜜浸荔枝与荔枝树确为朝贡之物,这段记载为此提供了新的佐证。1785 年,卢浮官圣路易的译事司铎格鲁贤(A. Grosier)出版了《中国概述》,其中有关荔枝部分引用了殷弘绪的信件内容。
到了18 世纪中叶,随着对世界的探索更加广泛,欧洲人对异域植物的兴趣促进了植物科学的发展,荔枝也开始进入植物学家的研究视野。瑞典人奥斯贝克(P. Osbeck)是著名植物学家林奈(C.Linné)的学生,曾作为牧师跟随瑞典东印度公司卡尔亲王号商船于1751年来到广州,并停留了4 个多月。他在1751 年9 月2 日的航海日记中,如此记录了荔枝的植物学特征:“茎是圆的,有些粗糙,灰色上有白色条纹。树枝长得没什么条理,有的是展开的,有的是向后弯曲的,很少有刺,嫩芽上有窄窄的刺,非常尖,或是互生或是长在枝条的弯曲处。叶子是互生的,呈矛尖状的椭圆,有叶柄,顶端有些凹陷。叶柄是尖的,宽度相等。”船长爱克堡(C. G. Eckeberg)也惊叹地说:“很难令人相信,广州附近的乡村(原文注:这是这种水果唯一的生长地)每年要生产出十万吨的干荔枝。”自林奈于1753 年发表巨著《植物种志》后,采用双名法为植物命名逐步被生物学家所接受。法国植物学家、探险家索拉内(P. M. Sonnerat)在皇家资助下,1774-1781 年间考察了印度以及中国的广州等地,他在1782 年出版的《1774-1781年东印度和中国之行》中给予了荔枝的第一个植物学名称——Litchi Chinensis。索拉内以写实手法绘制了一幅荔枝果枝图画,并细致完整地描述了荔枝的植物学特性,并提及了荔枝干的制作方法:“中国人把荔枝放在烤炉里烘干,然后作为商品销售。”英国探险家、植物学家,受雇于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斯当东(G. L. Staunton)曾作为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的副使出使中国,1793 年在广州时也记录了荔枝。得益于植物学家的不断关注,到了19 世纪早期,欧洲学界已经对荔枝的植物学特征、发展历史以及荔枝果实的化学成分、药用价值有了较为全面的认知。
伴随着对荔枝认知的加深,欧洲人一些引种的尝试也随之产生,一些气候较为适宜的欧属殖民地得以成功引种中国荔枝。18 世纪下半叶,热衷于植物收集和引种的法国人普瓦夫尔(P. Poivre)就将中国的荔枝等水果引种到了地处热带地区法属殖民地留尼汪岛。1775年,克拉克(T. Clarke)将中国荔枝引种到了英属殖民地牙买加的植物园。18 世纪末,荔枝被引种到了法属殖民地毛里求斯和荷属殖民地圭亚那。约1853 年,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时任总督职务的英国人义律(C. Elliot)将荔枝带至了英属殖民地百慕大。荔枝作为一类不耐低温的植物,在欧洲进行规模化种植显然并不可行,但是有一个案例可以证明欧洲人曾经付出的努力。1816 年,来自英国基德明斯特城附近李堡的奈特(J. Knight)使用一种“火炉”装备,成功地使引种自中国南方的荔枝与龙眼结了果。但这是非常罕见的,记载此事的、1835年在伦敦出版的《爱德华兹植物学名录(第七卷)》也明确地说这是“欧洲独有的一个案例”。1827 年在法国巴黎出版的《帕克斯顿植物学杂志与有花植物名录(第15 卷)》也指出:“欧洲植物学家早就熟悉这种植物(荔枝),早在1786 年它就被引入这个地区,但是它从未被大量种植。”
19 世纪中叶至1921 年美国的成功引种
西方国家中,尽管欧洲多国最早关注中国荔枝,并在引种方面做了尝试,但对比而言,澳大利亚、美国的引种无疑是最具备自然条件。伴随着淘金热时期华侨移民的大量涌入,1854 年前后,荔枝就进入了澳大利亚。美国的佛罗里达、波多黎各、夏威夷与华南地区的纬度相近,为荔枝的成功引种和推广提供了必要的气候条件。较澳大利亚而言,美国的荔枝引种文献记载较为丰富,下文重点加以阐述。
华侨最早引种荔枝至美国
19 世纪下半叶,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大批民众前往已经工业化的美国谋生,其中一些人就将家乡的荔枝带入了美国。在当时的美国,荔枝干被称作“中国坚果”(Chinese nut),在许多城市的华人商店均有销售。夏威夷最早成功引种荔枝,尚为夏威夷王国时代的1870年,广东香山县籍著名华侨领袖陈芳(C AFong)委托运载货物的船工,将家乡的一株荔枝树苗运到了檀香山,但栽种后并未成活。1873 年,陈芳委托同乡郑赤(Ching Check)连同荔枝树苗生长的土壤一起运来,结果成活,成就了一段佳话。这株檀香山最为知名的荔枝树被当地人称作“Afong 树”。第二次引种是数年后,种植于考艾岛,被称作“Wailua 树”。上述两棵荔枝均为桂味,生长繁茂并结果。两棵树引种成功后,夏威夷人非常喜爱它们的果实,纷纷在家庭花园中种植。之后,Sing Chong、Wong Kwai、Wong Leong、Luke Chan(从姓名判断,上述人员应为华侨)及乔丹(E. W. Jordan)等个人也多次引种荔枝,但成活率非常低。在缺少专业护理的情况下,长时间的海上运输极易造成种苗的死亡。据记载,曾有400 株荔枝种苗引入,仅四株得以存活。早于1880 年,荔枝首次被引种至佛罗里达州,地点是桑福德附近,但此事并未引起很多的关注。据美国农业部1896年出版的《美国的坚果栽培》记载,佛州栽培荔枝已有多年,在麻萨诸塞州园艺学会1883 年6 月26 日举办在玫瑰和草莓展览会上,已有来自佛州的艾默里(C. Amory)培育荔枝树所结出的果实参展。波多黎各引种荔枝也较早。1903 年,美国国家博物馆出版的《波多黎各的经济植物》也如此记载:“(荔枝)在波多黎各可能是最成功的水果之一,并且一经广泛地引入就显现出了价值。……应用插枝方法繁殖是一个难题,但已有少量有进取心的园丁可以解决这一问题。”1897 年,荔枝首次引种至加利福尼亚,不过种苗是来自印度。此外,1900 年以前,在华盛顿的一处温室里就生长着一棵荔枝,此树虽然已开花,但并未成功结果。
蒲鲁士取种福建莆田
1898 年美国农业部成立植物引种处(后几度更名),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大批“植物猎人”前往世界各地搜猎农作物资源。迄今所见,植物引种处首次获得中国荔枝,是由莱思罗普(B. Lathrop)和费尔柴尔德(D. Fairchild)1901 年11 月20 日在广州采办的黑叶和糯米糍荔枝苗木。两人均为美国境外农作物引种的先驱,费尔柴尔德还于1903-1928 年间担任了植物引种处的负责人。1890-1918 年间在福建莆田传教的美国人蒲鲁士(W. N. Brewster)是美国引种荔枝早期最为重要的一位推动者。他深信荔枝种植在美国拥有美好的前景,先后于1903 年、1906 年两次自费从莆田将福建名种——陈家紫荔枝船运到了美国。蒲鲁士1907 年出版的著作《新中国的演进》对第一次引种作了细致记载,摘录如下:
我早就想把这样美味可口的水果携带回国试种,供国人去尝。乃于1903 年秋天回国度假之便,用四个大木桶装了四棵树木苗( 荔枝、龙眼各二棵),外用木条钉好,沿途亲自照料。每天浇水,直至到达目的地,先是雇用民夫,由莆田扛到福州,转由海运到上海,再搭横渡太平洋的邮船回国。在邮船上照顾树苗,倒觉困难,除得另花一笔钱给船上的管事和水手外,还得随时亲自管理照料。邮船到达旧金山时,树苗保护得完好,经过海港园艺苗检疫员克拉夫特先生的严格检验后,准予进口。……陶赛特(P. H.Dorsett)先生是华盛顿农业部派他去加利福尼亚南部创办苗圃的,专门引进各种热带、亚热带果树,进行驯化培育。当克先生告诉他有荔枝、龙眼树苗进口后,他就于我还未到达旅馆时找到我,我立即满足他的要求,将这四棵树苗交其带去。经定植后,生长良好。两年后农业部来信要我设法再运一批树苗,准在佛罗里达州,波多黎各和南加州推广。而且他们一定也会像中国果农一样,用高空压条的方法,进行大要繁殖。
蒲鲁士第一次送抵的荔枝苗木虽然只有两株,却轰动一时。例如,虽然蒲鲁士的两株荔枝未在佛罗里达种植,却有美国学者评价说,与1880 年之前的第一次引种相比,蒲鲁士的事迹对佛州荔枝产业发展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蒲鲁士1906 年10 月的第二次引种(引种编号:21204),被高鲁甫评价为“时间最早和最为成功的引种之一”。此次他所运送的二十箱陈紫荔枝苗木(这些种苗及其繁育的后代被称为“蒲鲁士荔枝”),回美国后先是被种植于华盛顿的温室,后于1907 年9 月29 日至次年2 月7 日先后被农业部送到了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夏威夷等地种植。1901 年,夏威夷农事试验场成立,境外植物的引种、适应性研究、品种测试是其主要业务。1907年,美国农业部送给该场的三株蒲鲁士荔枝,正是其荔枝繁殖的开端。蒲鲁士的贡献并不限于此,他1906 年完成了一篇题为《中国荔枝栽培法》的文章,内容涉及荔枝的种植、施肥、防害、灭虫等方面。谈及荔枝害虫时,蒲鲁士特别强调:“如果这些(害虫)不能跟随进口的荔枝树进入美国,那么它们就不会对荔枝树造成烦扰。”1907 年7 月至次年1 月间,植物引种处陆续收到蒲鲁士提供的文章及照片,后者也是该部门第一次收到挂有成熟果实荔枝树的照片。
引种荔枝的热潮
1907 开始,美国植物引种处开始实施一项荔枝引种计划。同年,刚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毕业并获园艺学学士学位的高鲁甫启程前往中国。1908 年1 月抵达广州后,高鲁甫开始了岭南学堂(基督教教会学校,后更名为岭南大学)的任教生涯。高鲁甫很快就被校方安排对原产于华南的荔枝和龙眼做详尽的调查。就职于岭南大学的中方人员曾如此评价高鲁甫的工作:“(高鲁甫)集中精力在研究华南果树尤其是荔枝、龙眼,他去过不少地方调查,采集不少的果树种类,进行育苗、嫁接工作多年。”此外,高鲁甫还利用一切机会将广州的优良荔枝品种送到美国。由表1可见,截至1921 年,已有超过11 个中国荔枝品种被引至美国(后来的种植推广证明,只有黑叶、桂味、田岩、山枝等少量品种在佛罗里达得以存活,在夏威夷则有更多的品种能够存活)。取种人方面,做出较大贡献的有高鲁甫、蒲鲁士、关约翰(J. M. Swan)等。取种地方面,以今天的广东,特别是广州居多,其它地区包括福建、上海、江苏、海南等。缘何广州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首先,高鲁甫以及波普诺(E. Popenoe)等美国学者均将广州周边地区认定为中国荔枝栽培最为适宜的地区。再者,当时的岭南大学已经成为美国本土之外最为重要的荔枝研究基地,如在此就职的生物学家考活(C. W. Howard)就专门研究对荔枝危害最大的害虫——荔枝蝽象,这类工作被校方看作是“对于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以及中国都非常重要”。除植物引种处外,夏威夷农事试验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夏威夷农事试验场1912年的年度报告就有载:“从中国直接引入的荔枝和通过植物引种处收到的荔枝,正在以令人非常满意的速度增长,(1912年)应该被视作过去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
引种带动科学研究
美国得以成功引种中国荔枝,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学者荔枝科学研究(特别是栽培方面)的积极推进。1915 年,时任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的哲士(F. D. Cheshire)在植物引种处刊印的《植物移种》上发文介绍了广东的挂绿、玉荷包、黑叶、甲甴枝、淮枝、苎麻子、塘壆、桂味、山枝、红绣球、糯米糍、妃子笑、凤凰球、香荔、尚书怀等15个荔枝品种。热衷于引种荔枝的美国人深信,中国人能做到的,他们一样可以。佛罗里达的泰勒(W. S. Taylor)长期钻研荔枝的培育,到1915 年他已经让三棵荔枝树开花结果,他曾对涉及荔枝的英文著述做了摘录,并撰文呼吁佛州的人们种植荔枝。1917 年,夏威夷农业试验场的园艺学家希金斯(J. E. Higgins)撰写的《夏威夷荔枝》系统介绍了该场在荔枝栽培领域的研究成果。瑞德(B. E. Read)1918 年通过实验总结了荔枝果实的药理活性和食用价值。曾多次来华的、美国农业部植物学家施永高(W. T. Swingle)用大量数据对比了广州与佛罗里达多地的气候条件,指出:“佛罗里达南部与华南的夏季气候非常相似,如果荔枝在冬季能够得到妥善保护,荔枝在佛州无疑能够找到家的感觉。”植物学家科威尔(F. V. Coville)的《荔枝:一种菌根植物》通过实验证明,荔枝更适合于在酸性土壤种植。1920 年,波普诺所著《热带与亚热带水果手册》对荔枝的栽培、繁殖、产量与季节、害虫与灾害、品种等相关方面做了长篇介绍。
1921 年,高鲁甫出版了英文专著《荔枝与龙眼》。该书内容以荔枝为主,可谓是当时荔枝研究的“百科全书”,内容既包括中国荔枝的人文历史,栽培相关的气候、温度、土壤、繁殖、品种、病虫害等内容,又介绍了西方国家相关的文献记载、引种及科学研究等情况。此外,该书还附有69 幅插图,大部分为1913-1920 年间广州及周边地区荔枝的相关照片,附录部分还刊载了多篇美国荔枝研究的论文、宋代蔡襄《荔枝谱》英译版、明代宋珏《荔枝谱》卷二《荔社》的英译版等内容。高鲁甫如此总结这部书的价值:西方园艺学家对荔枝、龙眼认知非常少,能够为他们的工作提供有关信息;中国果农的这些理论与实践,对西方果树生产具有借鉴意义;为有志于引种荔枝、龙眼的园艺学家提供不可或缺的信息;有助于西方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的传统科学。由此可见,除了切实的行动外,高鲁甫写作该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同样是为西方国家引种中国荔枝服务。
1570-1921 年,350 余年间西方国家对中国荔枝从无知到认知,再到成功引种并科学研究领先,从中可看出,荔枝在中西方交流史上占有着一席之地,且这段历史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在西方人的笔下,国人对荔枝独有的文化情怀同样得到了体现,中国厚重的荔枝文化成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恰如高鲁甫所言:“在华南,中国人对荔枝有着非同一般的热忱,绝大多数定居在此的西方人士也加入了这个行列。”荔枝的文化感染力,再加上华南地区的临海区位优势、众多海外移民、对外贸易优势等因素,使得荔枝成为了来华欧洲传教士最早关注的果品之一。自1570 年起,他们不间断地以文字、绘画等形式向西方国家介绍荔枝,并且将果实和种苗带出了中国。进入19 世纪中叶,华南地区大批民众前往西方国家谋生,让承载着乡愁的荔枝成功地落户异国他乡。19 世纪末至1921 年间,美国农业部成立植物引种机构,组织“植物猎人”来华,实施荔枝引种计划。来华传教士、外交官、生物学家等人员将大批优良品种的种子、苗木提供给了引种机构,再加上科学研究的有力支撑,迅速推动了美国的荔枝规模化种植。中国是生物多样性大国,蕴藏着丰富的生物遗传资源,原产我国的荔枝无疑是其中最具价值的一类。回顾这段历史,一方面,让我们不禁感叹中国荔枝的魅力之大;另一方面,我们更是得到警示,这就是需要牢记历史教训,继续完善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制度,以进一步规范境外人员获取我国遗传资源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