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时花信展尽黄金缕（上）

　　编者按 ：扬之水，学者，长期从事古代名物研究。著有《诗经别裁》《中国古代金银首饰》等。

　　本文摘自其《新编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主要为两宋金银器类型、名称与造型、纹饰的诗意解读。限于《耕读》的篇幅和体例，经征得作者同意，对本文个别正文和原有部分注释作了删节，全文分两期印行。

　　小引

　　以“两宋金银器” 为题，是因为金银器的制作与使用，南宋与北宋实在无法截然分开。不过就目前发现的宋代金银器遗存而言，可以明确为北宋者，数量远少于南宋，因此这里列举的金银器实例，其实是以南宋为主。

　　两宋金银器皿的使用，由宫廷而民间，数量之巨，远逾于前。皇室嫁娶，宫中诞育、册封诸吉且无论，宰相生日[1]，大臣去世[2]，学士草制润笔[3]，都不离金银。朝廷赐予寺观之物也多有金银器[4]。南宋与金的往来朝聘以及宋廷维系与周边各个政权的朝贡关系，更是少不得巨量金银器的支撑。带具、马具、馔器、盥洗用具，金银器作为赏赐与礼品，动辄百两、数百两、千两乃至万两。

　　平居时候的一般用器，上自九重，下至中等以上之家都是金银为主。王君玉《国老谈苑》卷二:“苏易简在翰林，太宗一日召对，赐酒，甚欢。上谓易简: 君臣千载遇。易简应声答曰: 忠孝一生心。上悦，以所御金器尽席悉赐之。”南宋人论宁宗， 说他“三十一年敬仁勤俭如一日，天文示变，斋心露祷，禁中酒器，以锡代银”[5]，那么日常所用原都是银器。仕宦之家宴客，也以金银器皿为常，或有不备者，便会被人视作非常。《国老谈苑》卷一:“太祖以范质寝疾， 数幸其家。其后， 虑烦在朝大臣， 止令内夫人问讯。质家迎奉，器皿不具。内夫人奏知，太祖即令翰林司送果子床、酒器凡十副以赐之。复幸其第，因谓质曰: 卿为宰相，何自苦如此？ 质奏曰: 臣向在中书，门无私谒，所与饮酌，皆贫贱时亲戚，安用器皿。因循不置，非力不及也。猥蒙厚赐，有涉近名。望陛下察之。”所云“果子床”，当为茶床之属，乃轻型便携的小型食案。曰“器皿” 而不特别表出质地，通常是指金银器。欧阳修《归田录》卷一记鲁宗道“家贫无器皿”，因每待客于近旁“百物具备”亦即银器齐全的酒肆，也说明馔席金银器，至少是银器的使用，已被视作必须。

　　都市风光，自然也少不得金银器点染盛丽。《东京梦华录》卷八列数六月里巷陌杂卖的时鲜和冷饮，曰生意兴隆之家，“悉用金银”。日本入宋僧人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记述见闻，言都市、官府之外，寺院茶饭用具也多为银器，可见时风侵染至出家人亦以此相尚。南渡后，东京繁华重现于本来就是“市列珠矶，户盈罗绮竞豪奢” 的临安，《梦粱录》卷十六“酒肆”一节称“杭都如康、沈、施厨等酒楼店， 及荐桥丰禾坊王家酒店、闇门外郑厨分茶酒肆，俱用全桌银器皿沽卖，更有碗头店一二处，亦有银台碗沽卖”。周密《武林旧事》卷六“酒楼”条举和乐楼、和丰楼等十余家官酒库名称之后，道“已上并官库，属户部点检所，每库设官妓数十人，各有金银酒器千两，以供饮客之用”。官库、官酒库，即官营酒楼。又同卷“歌馆”条称“近世目击者，惟唐安安最号富盛，凡酒器、沙锣、冰盆、火箱、妆合之类，悉以金银为之”。这里说到的“沙锣”，是盥洗用器，此待后考。

　　“行在”之外的城镇，繁华不减临安，比如浙东永嘉。叶适《温州开元寺千佛阁记》曰“今之为生者，土以寸辟，稻以参种，水蹙而岸附，垅削而平处，一州之壤日以狭矣。异木别草争植于圃，隆栋深宇角胜于家，氄衣卉服交货于市，四民之用日以侈矣”。此记作于嘉定元年。又《橘枝词三首记永嘉风土》之二:“琥珀银红未是醇，私酤官卖各生春。只消一盏能和气，切莫多盃自害身。”长江以南各地城镇也不例外。张孝祥《二郎神·七夕》咏潭州佳节景象云“南国。都会繁盛，依然似昔。聚翠羽明珠三市满，楼观涌、参差金碧。乞巧处、家追乐事，争要做、丰年七夕”。再如长江边“城郭千万家，营垒相依凭”的鄂州[6]，范成大《吴船录》记淳熙四年途经鄂渚，泊鹦鹉洲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闬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其盛壮如此”。稍早于此，有陆游《入蜀记》记乾道六年自山阴往夔州赴任，登鄂州名胜南楼，道“鄂州楼观为多，而此独得江山之要会，山谷所谓‘江东湖北行画图，鄂州南楼天下无’是也。下阚南湖，荷叶弥望。中为桥，曰广平。其上皆列肆，两旁有水阁极佳，但以卖酒，不可往”。刘过《酒楼》一诗所咏当是南宋都市酒楼之常态:“夜上青楼去，如迷洞府深。妓歌千调曲，客杂五方音。藕白玲珑玉，柑黄磊落金。酣歌恣萧散，无复越中吟。”所谓“妓歌千调曲”，也正是宋代饮酒习俗之要。

　　两宋金银器，尤其是金银馔器，与花与歌与酒关系最为密切。其时士大夫以及乡绅富户商贾几乎家蓄声伎，少则几人，多则几十甚至数百。“一曲新词酒一杯”， 并不独见于宰相家，以歌送酒，实在是宴席之常。它因此成为宋金寺院壁画、墓葬壁画以及装饰艺术等热衷表现的题材，如山西繁峙岩山寺壁画佛传故事中的一幅市井酒楼图 (图1），如大同市金代徐龟墓墓室西壁的酒筵图(图2），如哈尔滨阿城区出土金代银鎏金果盒的盖面图案( 图3）。南宋戴复古有《洞仙歌》一阕，道是:“卖花担上， 菊蕊金初破。说着重阳怎虚过。看画城簇簇，酒肆歌楼，奈没个巧处，安排着我。家乡煞远哩，抵死思量，枉把眉头万千锁。一笑且开怀，小阁团栾，旋簇着、几般蔬果。把三杯两盏记时光，问有甚曲儿，好唱一个。”其情其景，与岩山寺壁画中的市井酒楼图实在凑合得紧。而从考古发现来看，与南宋同时的金朝，特别是汉族聚居地区，不论出土器物抑或寺观、墓葬壁画，都反映出宴饮习俗以及金银器的使用，与南宋几乎无别。

　　用作送酒的“新词”多是出于士大夫之手，歌唱则有清乐、小唱之类。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一节记道，“清乐比马后乐，加方响、笙、笛，用小提鼓，其声亦轻细也”，“唱叫小唱，谓执板唱满曲、曲破，大率重起轻杀，故曰浅斟低唱”。是清乐伴奏多，小唱则省便，即歌伎执拍板唱慢词，起处音高，收时柔曼， 以取余音袅袅之效。宴饮一场，把盏数轮，时称第一盏、第二盏、第三盏，至于若干。每一盏之间都必要有送酒歌，歌词与筵席主题、气氛，还有宾主的身份乃至性情、爱好相合，才是最好。朝会、圣节等宫廷大宴如此，宫禁曲宴亦即内苑留臣下赐宴，也是如此。隆兴元年，胡铨侍讲经筵之后，孝宗于后殿内阁曲宴相款，君臣坐对问答如家人父子，铨作《经筵玉音问答》一篇详记此番恩遇，歌唱送酒，诸般细节历历分明，可据以窥知南宋宴饮习俗之大略。

　　类型、名称与用途

　　金银器中品类最丰富的一项，是所谓“馔器”[7]，换句话说，便是筵席上的各种用具。南宋人编纂的一部日用小百科《碎金》中“酒器”一项列出的各种名目是其大概， 这里当然不是专指金银制品，但金银器自是包括在内，即樽、榼，樏（原小字注: 垒子）、果合、泛供，劝盏、劝盘、台盏、散盏， 注子、偏提，盂、勺，酒经、急须、酒罂、马盂，屈卮、觥、觞、大白，见该书《家生篇》第二十三。所举名称虽然不少，不过实际上很有几种是一器多名，即器有古称或曰雅称，也有俗称，并且还有泛称。

　　《碎金》中的酒经、酒罂，均为贮酒器。酒罂又或称作酒瓮、酒坛。酒经，宋人诗歌中每呼作长瓶。列在这里的榼，也是指盛酒器，陆游《醉中歌》“长瓶巨榼罗盃盂”，即此。如果不使用注子，长瓶自也不妨直接倾酒入杯。苏轼《蜜酒歌》“三日开瓮香满城，快泻银瓶不须拨”。拨，此指滤酒。瓮酒人银瓶，此瓶即可用来斟酒。杨万里《惠泉酒熟》“抱瓮输竹渠，掣瓶注银盃”，其情似之。天津博物馆藏一幅宋人《月下把杯图》，画面右上题作“相逢幸遇佳时节，月下花前且把盃”。右下方露出大半身的长桌上放着高饤和酒樽，樽里插着酒勺。桌子下边一对酒坛，一个荷叶盖的大瓮，或是清泉一器。主仆五人，主人执手把杯，一个童子捧长瓶，一个童子捧果盘，又一个童子捧巾（图4）。可见长瓶的使用情形。近年考古中发现常与酒具同出的有银长瓶，尺寸一般在二十多厘米高，如分别出自南京江浦南宋张同之墓和浙江衢州南宋史绳祖墓的两件，如四川德阳孝泉镇清真寺窖藏中的两件（图5 、图6 、图7 、图8）。

　　樽，或作尊，本来属于泛称，但如果是某个场合里斟酒器用的特指，那么它是与长瓶相较腹圆而矮者。陆游《携瘿尊醉梅花下》“拥肿轮囷元媚妩”，是酒人爱它大肚能容，“拥肿轮囷”， 腹圆也。此外一种古老的式样是造型如盆的盆式尊。瓮酒启封， 倒入盆式尊，再用酒勺分酌于酒杯， 这种方式自两汉一直流行到唐五代。唐李匡文《资暇集》卷下“注子偏提”条说道，“元和初，酌酒犹用樽勺，所以承相高公有‘斟酌’之誉，虽数十人，一樽一勺，挹酒而散，了无遗滴”。此为宋以前的传统酌酒方式。两宋的时候斟酒已是多用注子，此际以盆式尊为酌酒器，原是为了以此古典趣味而别见超迈脱俗，所用便多为陶瓷器，宋人因此每援杜诗之典称作“瓦盆”[8]，如范成大《朝中措》“消磨景物，瓦盆社酿，石鼎山茶”。“石鼎”，这里当指煎茶用的石铫，也是宋人眼中的烹茶之“古法”。上海博物馆藏宋佚名《松下憩寂图》（图9），一僧袒腹坐松下，枝上挂了一个葫芦，面前摊开一纸，傍纸放着笔和墨，还有一方风字砚。身边一个仰莲纹的盆式尊，内置酒勺。辽宁省博物馆藏宋佚名《女孝经图》中的《三才章》第七，场景之一是图绘“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的意思，画幅中树下席坐五人，吹笛者一，击拍板者一，拍手节奏及应节舞蹈者各一，持杯观看者居正位。地上陈放果盘和酒盏，中间一个盆式尊，里面插一柄酒勺。两个场景都是以盆式尊的使用而见古意（图10）。

　　不过盆式尊似乎还有一个用途，便是合酒。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四“酒有和劲”一则说到他所经验的合酒之美:“顷在太学时，同舍以思堂春合润州北府兵厨，以庆远堂合严州潇洒泉，饮之甚佳。”“厥后官于容南，太守王元邃以白酒之和者，红酒之劲者，守自剂量，合而为一， 杀以白灰一刀圭，风韵顿奇。索余作诗， 余为长句云:‘小槽真珠太森严，兵厨玉友专甘醇。两家风味欠商略，偏刚偏柔俱可怜。使君袖有转物手，鸬鹚勺中平等分。更凭石髓媒妁之，混融并作一家春（下略）。’”思堂春等四种酒，均见于《武林旧事》卷六“诸色酒名”。所谓“小槽真珠”，语出李贺《将进酒》，即所谓“小槽酒滴真珠红”，此借指红酒。“鸬鹚勺”则用李白《襄阳歌》之典，谓酒勺。宋人曰“白酒”，指生酒，杨万里《生酒歌》所咏[9]。红酒则是黄酒的一种，酿制红酒的方法之一是取用红曲，刘过《红酒歌·呈京西漕刘郎中立义》“桃花为曲杏为蘖，九酝仙方得新法。大槽进裂猩血流，小槽夜雨真珠滴”，所云即是。两浙造酒用石灰， 庄绰《鸡肋编》卷上与卷下曾两番述及。白酒与红酒，性温与性烈，或者其他，总之，合两种风味不同的酒于一器，此器自以敞口的盆式尊最为合用。刘克庄《满江红》词“傅相生日，甲子”一题句有“阿母瑶池枝上实，仙人太华峰头藕。泻铜盘沆瀣入金卮，为公寿”。此“傅相”，乃贾似道，甲子为景定五年。词作所云“铜盘”，当为浅盆。“沆瀣”，若以它的出典为解[10]，那么在此似是二者混一的意思。后村又有《贺新郎·赋黄荼䕷》一首，句云“罗帕封香来天上，泻铜盘沆瀣供清酌”，意谓以荼䕷配酒。按照《北山酒经》的说法，“泻铜盘”云云，或即指将浸过荼䕷的法酒“匀入酒内”[11]。前引大同市金代徐龟墓墓室西壁酒筵图，图绘开敞的厅堂里竹帘高卷，厅堂中间一个铺设案帐的大食案，案上放着果盘以及台盏、注碗等各式酒器，案前的木架子上坐着一对长瓶，瓶身各贴不同名称的标签。案边女子九人，伎乐之外，捧注碗者一，捧台盏者一，另有一人手里拿了长瓶，正向一个花口宽沿的盆里注酒。长瓶向着盆式酒尊注酒，似即表现合酒的场景。考古发现中的南宋金银器窖藏，如福建邵武故县窖藏、江西星子县陆家山窖藏、江苏溧阳平桥窖藏，与酒器同出的均有银或金花银盆，口径在15至20厘米之间，此类器皿或即酒尊之属（图11 、图12、图13）。盆式酒尊的内底心常饰以涟漪水藻中并游的鎏金双鱼， 北宋词人笔下即有它的剪影，如张先《醉垂鞭·钱塘送祖择之》“酒面滟金鱼，吴娃唱，吴潮上”[12]。而盆式尊，时人又或称作“酒盆”，如张孝祥《渔家傲》一首，题作“红白莲不可并栽，酒盆种之，遂皆有花”。那么用于以勺挹酒分酌又兼了合酒的盆式尊，也可名作酒盆。

　　两宋斟酒之器以注子为主，偏提则是注子的别名，方以智《通雅》卷三十三《器用》:“偏提，酌酒注子也。”酒注的造型，初始当是得自汤瓶，《资暇集》所谓“若茗瓶而小异”，适可见其渊源。而它如果不是以注碗一副的组合形式出现，与汤瓶的分别其实并不明显。注子与温碗合作一副的使用，也是到了宋代方才流行。其时呼作“注子一副”，便是包括温碗在内的，如四川彭州南宋金银器窖藏中自铭“注子一副重叁拾壹两”的银注子（图14）。温碗的功用是温酒，宋人称之为“煖荡”。如《都城纪胜》“四司六局”一节记曰“茶酒司专掌宾客茶汤，煖荡筛酒，请坐咨席，开盏歇坐，揭席迎送，应干节次”。又《梦粱录》卷十九《四司六局筵会假赁》曰“民庶家俱用茶酒司掌管筵席合用金银酒茶器具”，及“煖荡斟酒”等事。四川德阳孝泉镇清真寺窖藏中的银注子一副，是注子的基本样式（图15）。高宗绍兴二十六年交趾进奉贺昇平物有“五十两数妆宝金酒注一副”，便是豪华型了。

　　筵席中的饮酒之器，《碎金》所举劝盏、台盏、散盏、盂、屈卮、觥、觞、大白， 差不多都已包括在内。

　　觞和觥均可以视作酒杯的泛称，不过觥的含义更多一重曲折。觥之初义是罚爵，虽然式样和罚酒的形式迭经变化，但罚酒的意思究竟沿用下来。至于宋代它才多半是饮酒或劝酒之器的泛指[13]。《鹤林玉露·丙编》卷四“蔡攸辞酒”条曰:“蔡攸尝赐饮禁中，徽宗频以巨觥宣劝之。攸恳辞不任杯勺，将至颠踣。”此所谓“巨觥”，便是劝酒用的大杯。此大杯，也不妨称作“大白”，因为“大白”原初也是罚爵之名。苏轼《西江月·坐客见和复次韵》“翠袖争浮大白”，宋《傅干注坡词》即举汉故事以释义[14]。只是在实际生活中，觥和大白的罚爵之义已经很少用到[15]。

　　“台盏”与“散盏”的分别，在于前者是一副，后者是单只。杯盏下有承盘，便合为台盏一副。承盘式样大致有三种。其一，承盘内心凸起一个高高的小圆台，此即名作酒台子，如四川德阳孝泉镇清真寺窖藏中的银台盏一副(图16）。其一，盘内心只是凸起一个小圆环，环心錾刻折枝花或其他纹样。它与酒盏合为一副，便称作盘盏。如浙江桐乡骑塘龙吟金家木桥窖藏中的银盘盏一副（图17）。其一，盘心并不另外作出容纳杯盏的标识，而只是以造型和纹样与杯盏的一致或呼应来显示二者的组合关系，如安徽休宁南宋朱晞颜墓出土金盘盏一副（图18）。而“台盏”之名有的时候也是这一类有承饮具的统称，即可以把“盘盏”也包括在内。

　　与构成组合的“一副”相对言，单独的酒盏，便是“散盏”。四川南江县玉泉乡欧家河窖藏出土同式九件银花口盏，银盏口部压印“輔家記”，又錾刻长铭一周曰“兩司庫管銀打造到清酒都務散盞一百隻，共重百玖拾贰兩陸銭半，嘉定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銀匠輔顯之、李三一監管逯定，范世昌”（图19）。器有自铭，我们自可睹物而知名了。

　　至于杯、盏之别，则大致可以说，有柄者曰杯，曰卮，曰屈卮；无柄者，曰盏。前者可以浙江兰溪市灵洞乡宋墓出土金杯为例（图20）；后者可以福建邵武故县窖藏金盏为例（图21）。不过杯与盏其实常常混称，区分并不严格，诗词中尤其如此。而所谓“劝盏”，应该也是包括了“劝杯”的，劝盏、劝杯之义便适如其名，即劝饮之器，它原是由罚盏演变而来， 因此也同罚盏一样，通常是酒筵中式样殊异的饮酒器。

　　杯盏之外尚有酒盂，《碎金》“酒器”一项列举的盂，即特指酒盂。如钵一般平底无足，但器口不内敛，便是盂的基本式样。宋代日用之器有酒盂、汤盂和熟水盂子，还有与唾盂合为一副配合使用的钵盂。酒盂也不妨与承盘构成组合，如南京江浦黄悦岭南宋张同之夫妇墓出土的一副(图22）。

　　同金银杯盏一样引人注目的还有各种金银釦器，时称“稜作”。戴侗《六书故》第四“釦”条称之为“金饰器口也”，此“金” 指金属。浙江金华陶朱路村舒公墓出土金釦琉璃盏，安徽来安县相官公社出土金釦玛瑙盏( 图23 、图24），做工之精，材质之美，愈于纯金纯银之器。陶瓷杯盏加金银釦，也是两宋风气。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九《名臣事迹》“魏咸熙”一则曰，魏咸熙性宽厚，任太仆少卿，累典藩郡，“归朝大治酒具，宾友集馔，陈越中银釦陶器，僮仆数人共举食案而前，相嘲谑，足跌，尽碎之，坐客皆失色，咸熙殊不变容，但令易它器，别具蔬果，亦不加笞责”。“越中银釦陶器”，当是加了银釦的青瓷器，作为“大治酒具”中的一项，且因毁损而令一席失色，可见它的为时人所重。

　　席面不可或缺之物尚有干鲜果品以及蜜煎等，蜜煎，大致同于今之蜜饯，《碎金》中的果合、劝盘当是用来盛放此类。果合，即果盒。里面装上几个小小的隔板，便成攒盒亦即樏子。樏子，也称果壘，又作罍子。杨万里《三月三日上忠襄坟，因之行散，得十绝句》:“女唱儿歌去踏青，阿婆笑语伴渠行。只亏郎罢优轻杀，罍子双担掣酒瓶。”又《岁之二日欲游翟园，以寒风而止》句云“南烹北果手自饤，漆罍银瓶色相映”，是踏青游园的食担上均少不得有此一事，并且各色果品总是与酒相伴。前引陆游《醉中歌》上曰“长瓶巨榼罗盃盂”，下曰“珍盘饾饤百味俱”也。《梦粱录》卷十九《四司六局筵会假赁》之厨司，“掌筵席生熟看食、籹饤、合食”，“精巧簇花龙凤劝盘等事”。又果子局，“掌装簇饤盘看果、时新水果、南北京果……像生花果、劝酒品件”。“合食”，即盒食，便是“果合”。看食、籹饤、蜜煎等则放在盘或碟子里，遂曰看盘、劝盘、果菜碟。《武林旧事》卷八“皇后归谒家庙（用咸淳全后例）”一节，记述仪注之大要曰:次日“早泛索”亦即早餐点心，皇后有“茶果十合”“小碟儿五件”。“赐筵”，皇后是:绣高饤十、时果十碟、脯腊十碟、细京果十碟、细蜜煎十碟、看菜（一本作果）十碟。亲属则为京果四十壘，脯腊三百碟，时果干果共五百碟。所谓“绣高饤”，其品类同书卷九“高宗幸张府节次略”一节列出八种[16]，蜜煎、脯腊、时新果子等也都各有细目。金银盘碟的用途，大略在此。“玉果金柈”固然是宫廷用器之平常， 但“堆饤金柈” 却也每为士人的平居生活增添兴味。

　　盘与碟的分别，大约在于尺寸，即前者大，后者小。果菜碟多在15厘米以下，造型或圆口平底，或花口平底，或许因为它的小而平浅，宋人常以“片”作为计数单位[17]，出自江阴夏港青山窑厂的一件银葵花口果菜碟（图25），平浅的造型便正合于以“一片”为计。而盘与碟本身也还各有大小深浅和长短方圆等造型之别。《宋会要辑稿·蕃夷七》记述高宗绍兴二十六年交趾进奉方物中有“金大果子碟”；孝宗淳熙五年正月六日三佛齐国进表，诸般贡物中有“浅盘八，方盘三，圆盘三十八，长盘一”；“大小碟四，大小蜀葵碟二，小圆碟一”。浅、方、圆、长和蜀葵样，都是两宋盘碟常见的样式。

　　筵席食器则有碗、匙和著。洪迈《夷坚三志·己》卷九《傅梦泉》一则曰建昌傅梦泉为衡州教授，衡阳有向氏花圃，海棠甚盛。方花时，傅折简邀诸生六十人往赏之。“人自携一杯一瓯一碗并匕箸。既毕集，布席花间列坐，以大瓮贮酒，大桶盛饭羹，斋仆舁至前，随意酌取”。可见“一杯一瓯一碗并匕箸”，是最基本的餐具，不必说，匕箸是用于取食饭羹。舒岳祥《闺怨》“贮雪成酥饤玉盘，劝郎抄取一匙餐”，亲切近人之日常，正宜闺中人寄寓自家的“一春心事”。讲究之家，布席的时候匙箸当插入金瓶或银瓶以备宾客取用。元孔齐《至正直记》卷一“止箸”条曰:“宋季大族设席，几案间必用箸瓶、查斗，或银或漆木为之，以箸置瓶中。”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墓出土银箸瓶一副，瓶里插着银箸一双，银匙一柄。浙江东阳金交椅山宋墓与金银盘盏以及银匙、银箸同出的有银鎏金龙纹匙箸瓶。贵州遵义南宋播州土司杨价夫妇墓男女主人的随葬品中，分别有金、银匙箸瓶，金瓶插着金匙与箸，银瓶插着银匙与箸[18]（图26）。

　　此外还有茶具，如汤瓶、铫子、托盏、茶匙，也是酒筵所必须，如德阳孝泉镇清真寺窖藏中的银铫子、银汤瓶、银托盏[19](图27）。不过除了茶匙多为银制外，茶盏、汤瓶实以瓷器为主，铫子则以石制为常见。德阳窖藏有银盂并银勺一柄（图28），《梦粱录》卷十六“茶肆”一节说到，杭城茶肆“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向绍兴年间，卖梅花酒之肆，以鼓乐吹梅花引曲破卖之，用银盂勺盏子，亦如酒肆论一角二角”。窖藏中的银盂并勺，或即用于分酌这一类饮料。前举岩山寺壁画中的市井酒楼图，酒楼外面闹市里一个发卖饮子的货郎儿，地下歇着栲栳圈串联起来的一挑货郎担，担子的一端是一尊、一盂和倒扣着的两只盏，货郎儿右手持勺，左手持盏，正向手牵孩儿的一位妇人递过去。担子上面和手里用着的器具，当与“银盂勺盏子”之类同属。

　　除了饮食器具，筵席中又每以好香和时令花卉点缀清雅，杨万里《昌英知县叔作岁，赋瓶里梅花，时坐上九人七首》之二云“胆样银瓶玉样梅，北枝折得未全开。为怜落莫空山里，唤入诗人几案来”，正是酒筵一景。如此自然要有香器和花器。用作插花的“胆样银瓶”，其造型与同时代的瓷瓶、铜瓶大体相同，实例多属于南宋。四川彭州金银器窖藏中的一批，瓶均光素无纹饰。湖南临澧柏枝乡南宋银器窖藏中有“刘阎造”银胆瓶一对（图29）。彭州与德阳金银器窖藏，又哈尔滨阿城区与馔器同出的均有熏炉，唯出自德阳窖藏者只存器盖（图30、图31）。

　　两宋金银器中，还有一大类是帝后、皇室以及重臣显宦出行时候的随行用器。此大类中的各种用物又可大致别作两小类:一是茶汤熟水用器，一是盥洗清洁用器。

　　家居所用洗漱银器似乎也很可观。除了前面说到的面盆、漱盂之外，还应有镜架，时称照台。至于南宋女子银妆具中的其他各事，则为银妆盒、妆盘、油缸、粉盒，如福州茶园山南宋端平二年墓出土的一组。前举德安咸淳十年墓出土的妆盒中还有两个银粉盒，一个里面放着丝绵粉扑，另一个满盛着白粉和一柄小小的铜鱼尾匙。又有一个银花口碟，碟里放了一方绵胭脂，绵胭脂上还有纤纤玉指拈起它的使用痕迹。“沉水烧残金鸭冷，胭脂匀罢紫绵香”[20]，南宋词人的低吟正与它合成一幅美人理妆图，且绵绵幽香存留至今。■（本文所举之例均为观展所见及摄影）

　　（未完待续）

　　注 释

　　[1]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二:“国朝礼大臣故事，亦与唐五季相踵。宰相遇诞日，必差官具口宣押赐礼物。其中又涂金镌花银盆四，此盛礼也。独文潞公自庆历八年入拜，厥后至绍圣岁丁丑，凡五十年，所谓间镀钑花银盆固在。遇其庆诞，必罗列百数于座右，以侈君赐。当时衣冠传以为盛事。”文潞公即文彦博。

　　[2]朱彧《萍洲可谈》卷一，故事:宰相薨，驾幸浇奠，褰帷视尸，则所陈尚方金器尽赐其家，不举帷则收去。宰相吴充，元丰间薨于私第，上幸焉，夫人李氏徒跣下堂，叩头曰:“吴充贫，二子官六品，乞依两制例持丧，仍支俸。”诏许之。然仓卒白事，不及褰帷。驾兴， 诸司敛器皿而去，计其值，与二子特支俸颇相当，因谓官物有定分，不可妄得如此。

　　[3]周必大《玉堂杂记》卷下记翰林学士草后妃、太子、宰相麻之故事曰，“既至便殿，上服帽带，谕以除授之意，御前列金器如砚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滴之属几二百两。既书除目，随以赐之。隆兴初，犹用此例。乾道以后止设常笔砚而已，退则有旨，打造不及，例赐牌子金百两。立后、升储倍之”。

　　[4]范成大《吴船录》记其行旅经峨眉，至白水普贤寺，寺有太宗、真宗、仁宗三朝所赐诸物，中有金银瓶钵、奁炉、匙箸、果壘等。

　　[5]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三。

　　[6]此联见刘过《九日鄂渚登高楚观分韵得能字》。

　　[7]《冷斋夜话》卷十:“王荆公居钟山，特与金华俞秀老过故人家饮。饮罢，少坐水亭，顾水际沙间有馔器数件，皆黄白物，意吏卒窃之，故使人问司之者。乃小儿适聚于此食枣栗，食尽弃之而去。”

　　[8]《鹤林玉露·乙编》卷二“老瓦盆”条:“杜少陵诗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从盛酒长儿孙。倾银注玉惊人眼，共醉终同卧竹根。盖言以瓦盆盛酒，与倾银壶而注玉杯者同一醉也，尚何分别之有。”

　　[9]开篇几句道:“生酒清于雪，煮酒赤如血，煮酒不如生酒烈。煮酒只带烟火气，生槽小离泉石味。”

　　[10]王谠《唐语林》卷七:“崔相沆知贡举，得崔瀣。时牓中同姓，瀣最为沆知。谭者谓:座主门生，沆瀣一气。”

　　[11]北宋朱肱《北山酒经》卷下“荼䕷配酒”“七月开荼蘼，摘取头子，去青萼，用沸汤焯过，纽干，浸法酒一升。经宿，漉去花头，匀入酒内，此洛中法。”洪适《荼蘼》诗曰“体薰尘外香，骨醉壶中酒”，也是荼䕷配酒之意。

　　[12]“酒面滟金鱼”句，《张先集编年校注》释作“杯中之酒盈溢浮动如金鱼泛光”似未确。

　　[13]关于劝盏的考述，见小文《罚觥与劝盏》（《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卷三）。

　　[14]注云:“《汉书》:引满举白者，罚爵之名也。饮不尽者，即以此爵罚之。魏文侯尝与大夫饮酒，令曰:不釂者浮以大白。于是公乘不仁举大白以浮君也。”釂，饮酒尽也。

　　[15]当然酒筵设罚杯的做法也偶或使用，如《国老谈苑》卷一记陶穀事云:“浙帅开宴，置金锺以为罚爵。穀后因卧病，浙帅使人问其所欲，穀以金锺为请，浙帅以十副赠之。”陶穀系由五代后周入宋。而罚爵之义也还为人所用，如陈造《客以诗为东园饮不果次其韵二首》“会须把酒杏花前，祇唤茶瓯充罚爵”。

　　[16]即一行八果壘: 香圆、真柑、石榴、枨子、鹅梨、乳梨、榠楂、花木瓜。

　　[17]如《丁晋公谈录》曰:真宗朝，“因宴，有一亲事官失却金碟子一片”。又《东京梦华录》卷四“会仙酒楼”条曰:“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

　　[18]按甲午年秋承贵州省文物考古所惠允，得以观摩实物。金银箸瓶及匙箸均曾寓目，金匙一柄，匙叶如柳叶，当是馔器，而非香匙。

　　[19]将这一件银瓜棱壶认作汤瓶，并非因为它是汤瓶的典型样式(酒注也有此式，如辽墓壁画所绘)，而是出于对窖藏器物的综合分析，如前面所举，窖藏中与酒盏构成组合的有长瓶和注子，那么与托盏构成组合的理应是铫子和汤瓶。

　　[20]刘过《浣溪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