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年饥馑到盛世丰腴———番薯往事略谈

　　2019年4月19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了第九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我市虎门镇陈益家族墓被认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陈益家族墓位于现在的虎门镇金洲社区，本体为陈莲峰墓、陈虞肩墓、陈益墓、陈母邓氏墓。陈益何许人也？此君正是中国引种番薯第一人！可以说，在陈氏墓群的背后，尘封着一段我们先人从外国引入番薯的冒险经历和传奇故事，亦记载着400多年来家国的隆替。

　　谁是中国引种番薯第一人

　　我国引进番薯发生在明神宗万历年间，这是学界认可的一致观点。但究竟谁是引进番薯第一人、哪里是最早引种番薯之地？此前文史学界各有诊断，包括福建长乐人陈振龙版、广东吴川人林怀兰版、云南引进红薯版。1973年，还在东莞中学当语文老师的杨宝霖先生，在教学之余喜欢致力于地方文献研究。当时他在民国出的《东莞县志》里发现，有一段文字引用同治八年（1869年）刻本《凤冈陈氏族谱》，这段刻本文字记载，明万历十年（1582年），虎门人陈益从安南（今越南）引进番薯”。当时他看到有关文献记载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引进番薯，而《凤冈陈氏族谱》的记载虎门人陈益引进番薯比福建人陈振龙早了11年。到底谁是引进番薯第一人？“这引起了当时在东莞中学任语文老师并热爱文史研究工作的杨宝霖老师浓厚的兴趣。”杨宝霖老师做事严谨，他随即找到了完整的同治八年（1869年）刻本《凤冈陈氏族谱》刻本，经过进一步查阅，发现《凤冈陈氏族谱》中，有一段文字记录陈益从安南历险带回番薯试种的经过。这一段文字还记载陈益死后，和他祖父陈志敬一起，葬在小捷山上。当时杨老师知道虎门有一个小捷滘村，认为小捷山就在虎门小捷滘，就到虎门寻找。当时虎门小捷山中荆棘遍地，根本看不到哪里有坟墓。加上天气特别炎热，杨老师和工作人员一起找了一把柴刀，满山的砍开荆棘找坟墓。当时山上的坟墓好多，最后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有墓碑的坟墓。杨老师当时一看墓碑很高兴，说就是他要找的陈志敬坟墓，随即杨老师赶紧拓了碑文。从东莞县志看到记载，到查阅《凤冈陈氏族谱》，再到查阅全国多不文献和1979年2月27日《光明日报》报道的《从番薯引进中国得到的启示》文章，再到1980年第三期《中国社会科学》上的《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一文，杨宝霖老师通过大量的论证资料，写出《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人和引种番薯的最早之地》这篇论文，并在《农业考古》1982年第二期发表，该文详实地论证了400多年前，虎门人陈益冒着生命危险从越南引进番薯到虎门试种成功，陈益就是中国引进番薯的第一人、虎门就是中国种植番薯最早之地。论文在《农业考古》发表后，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杨宝霖老师的研究成果被业界普遍认可。

　　番薯引进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

　　番薯，又称山芋、红薯、红苕等。其块根富含淀粉，含有大量易于被消化和迅速转化为能量的多糖，因此成为应对饥饿的有力“武器”，而且和马铃薯类不同，番薯可溶性糖的含量比较高，吃起来带有一股甜味，因此也被称为“甘薯”、“甜薯”、“地瓜”。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到：甘薯补虚，健脾开胃，强肾阴。海中之人多寿，而食甘薯故也。可见，番薯是一种很健康的食物。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的记载，番薯起源于热带美洲，由航海家哥伦布从新大陆带回，献给西班牙女王。16世纪初，西班牙已普遍种植，并由航海的水手携带至菲律宾的马尼拉和摩鹿加岛，再传到亚洲各地。当时正值中国明朝时代，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自实行“禁海令”以来，灾荒、饥馑、“产米不敷”、民生萧条……种种苦难充斥民间，不绝史册。严苛的社会制度，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和流民问题，加上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人民生活日益艰难，迫切需要一种能在贫瘠土地种植、高产、抗灾能力强的作物，以满足人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番薯在中外交往中通过多种途径传入中国。自明朝万历年间，番薯这种外来作物正式在中华大地扎下了根，并在以后的400多年里，成为大部分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食物。根据方志记载，明朝万历、天启年间，陕西、河南、南直隶、山东、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各布政使司已经普遍种植番薯。番薯有耐旱、抗病性强、抗虫害性强、产量高等优势，在中国大量种植，一年可以种植两季，分为春夏两季，春夏亩产合计有3000公斤，与稻麦对比，其产量等于翻了几乎十倍，即原来养活一个人的田，若改种了番薯，则可以养活10个人。史料记载，明朝末年，番薯已在华南地区广为种植，并逐渐向北推广。康熙时期，番薯栽培技术逐渐传遍全国。至乾隆年间，番薯已推广到全国大部分地区。由于番薯适应性强，可以在水稻、小麦不能种植的山地耕种，从而把原来大片不可耕种的土地变成可耕种的土地。从而使中国的可耕地面积扩大了四倍多。至此，中国的人口才开始有了非常显著而且高速的增长，此后也很少有大规模饥荒以及流民的产生。在没有引进番薯之前，中国的人口一直很难突破6000万。自从番薯进入中国后，中国人口开始突破一亿人，后来到番薯广泛种植的清代，人口最多时甚至达到4.3亿人。现在，我国已是世界番薯产量第一大国，每年产量高达1.2亿吨，占到世界总产量的80%左右。

　　一直以来，番薯也是东莞重要的粮食作物。《东莞县志》（1689年版）记载：“河田一带，甘薯、山芋，动连千顷。”番薯分布全县各地，以常平、寮步、大朗、东坑、虎门、厚街面积较多。1952年至1963年，全县种植面积均在12万亩以上，其中1957年积植面积18万亩，亩产鲜薯612.5公斤，总产11.03万吨， 为当年粮食总产的7.5%。

　　传承番薯的历史与文化

　　现今的陈益墓群，座落在虎门镇金洲小捷山上，在2008年经过一番修葺之后，墓群总面积达到600多平方米，在陈氏墓前，有一大块番薯地，这正是被誉为“中国第一块番薯地”。虽然已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是知道其中故事并对之感兴趣的人还是很少，平时这里少有人迹，番薯地周边杂草荆棘从生，甚显孤独与苍凉。

　　如果当初不是杨宝霖老师的严谨求证，陈益的故事可能就会鲜有人知甚至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东莞在建设历史文化名城过程中就会少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可惜陈益不仅无祠、庙可资纪念，而且引种番薯的事迹也湮没无闻，特撰其小传，以为纪念”。在《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人和引种番薯的最早之地》上，杨宝霖老师如此写道。

　　无论是虎门人陈益，还是长乐人陈振龙，他们都是以赤诚之心、冒杀身之险，为国家之兴盛、族群之壮大竭尽了一己之力，为中华民族消除饥馑、丰富食物结构、促进农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郭沫若所颂扬的：“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他们的事迹和经历都应当被后人永远景仰与纪念。

原文刊载于《耕读》2019秋季卷